孙中山学生时期的读书生活五

葛培林按：此文选自葛培林专著《孙中山与香港》。首次在此披露，与大家分享。

求学期间发誓革命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期间，心系祖国命运，常与革命志士陈少白、尤列、杨鹤龄、郑士良、陆皓东等畅谈革命。此间，孙中山还参加创建了教友少年会，并与辅仁文社的爱国青年共同探讨救国之方法；同时，孙中山撰写了《致郑藻如书》、《农功》等关心国事之文。表现了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关心国家大事，欲拯同胞于水火，开创神州之新天的雄才大志。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的第三个学年，即年，结识了陈少白。

陈少白

陈少白（——年），本名闻韶，字夔石。广东新会人。后因服膺家乡先辈、明代著名哲学家称白沙，易名白，别名少白，并以少白行世。他是广州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第一期学生。后来他在香港经区凤墀介绍，与孙中山相识，并一见如故，以后经常在一起畅谈革命。对此，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说：

孙先生在雅丽氏医学校读了两年。那时我在广州念书。有一天，我有事到香港去。在没有到香港去以前，在广州见到一位姓区的老朋友（引者按：指区凤墀，这位老朋友，既是认识我，又是认识孙先生的。他说：“你到香港，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恐怕同你见解很相结合的。”我说：“很好。”他就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到了香港，就请王宠惠的父亲王煜初牧师，领我到雅丽氏医学校内见孙先生。王煜初介绍过我们之后，就告辞去了。孙先生见了那封介绍信，就很高兴的同我谈话起来。大约经过十分钟，他就说：“我们去逛逛公园吧！”我当时初次到香港，也不知道什么，就跟孙先生到了一个植物园，择了一个很静的地方，两个人坐下，谈谈时局，觉得很入港。谈到革命的事，也是很投机。最后他就问我：“这次到香港要耽搁多少天？”我说：“只有一天，马上要走的。”他就说：“无论如何要想法常常谈谈。”这样分别以后，过了几个星期，我自己因为家境日就艰难，预备到香港去半工半读，减轻家里的负担。一到了香港，医院里去，在孙先生的宿舍内谈天，天天谈革命的事，总是很高兴的。

年1月，孙中山介绍陈少白转入香港西医书院读书。对此，陈少白回忆：

孙先生那时碰到我，常常劝我学医，说：“医学是很有用的。”我因为习性不近，总是不愿意。有一天我照常在他那里谈天，他忽然说：“请你坐坐，教授来了，我要听讲去，散课后，再回来同你谈天。”隔了一会儿，他匆匆的跑回来对我说：“康德黎博士请你见面。”康德黎博士，当时是医学校的教务长。我说：“不认识他。”他说：“有事情才请你去。”我说：“人既不认识，那里会有什么事情呢？”他不待我说完，就抓了我的衣袖拉我到教务长室内，见康德黎博士。当时康德黎博士见了我，说：“我们是很欢迎你的。”其实他所说的欢迎，是因为方才孙先生说我要到这里来读书。那时我又朦在鼓里，听了康德黎博士的话，无从致答，只说：“Yse,Thankyou”而已。后来我们就退出来。我责他不应该强作主张。孙先生说：“好了，你进来念书，大家可以多谈了。”我没有办法，就答应了下来，转入雅丽氏医学校。其实，我所读的一班，比孙先生差两年。

在该校读书期间，孙中山与陈少白结拜为盟兄弟，关系非同一般。对此，冯自由在《陈少白之词章》中说：“总理在香港雅丽士医学校与之同学，曾相拜盟为兄弟，故通信皆以吾弟称之。总理对同志中如此称呼者，少白一人而已。”

此时的孙中山已经有了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政府的革命思想。据孙中山的同学关景良回忆：“至年，总理（引者按：指孙中山）的言论已充满革命思想，要推翻清廷，废除帝制。”当时，关景良的医院任英文翻译，平常善待孙中山，常邀孙中山到家中与她的孩子们谈天。关景良的母亲见孙中山言论激烈，曾问孙中山：“你志高言大，想做什么官？广东制台吗？”孙中山回答道：“不。”“想做钦差吗？”又答：“不！”“然则想做皇帝吗？”孙中山则说：“皆不想，我只想推翻满洲政府，还我汉族河山，那事业比做皇帝更高更大了。”另外，陈少白也回忆：当时孙中山“天天谈革命，同学还起了他一个绰号，叫他‘洪秀全’。因为孙先生平时常常谈起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没有成功。”

当时孙中山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经常聚谈革命，被人们称为“四大寇”。对此，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叙述了当时的情景：

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引者按：指尤列）、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

关于“四大寇”名称之由来，据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记：“初杨鹤龄与尤少纨同学，既至港，在杨处识予，后由予介绍之于孙先生。每遇休暇，四人辄聚杨室，畅谈革命，慕洪秀全之为人。又以成者为王，败这为寇，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目之为寇，而四人之志，犹洪秀全也，因笑自谓我侪四人，其亦清廷之四大寇乎。其名由是起，盖有慨乎言之也。时孙先生等尚在香港医学堂肄业，而时人亦以此称之。”

那么，尤列的经历如何？又是怎样与孙中山相识的呢？

尤列（——年），字少纨。广东顺德人。早年加入洪门会党。在广州算学馆毕业后，曾任广东舆图局测绘生、香港华民政务司中文秘书。有一天，尤列到香港歌赋街杨鹤龄父亲的商号——杨耀记商号，访算学馆学友杨鹤龄。当时孙中山也常到杨耀记商号。这天尤列在这里正好遇见孙中山，还有几个人在座。孙中山正高谈时事，意气激昂。于是，尤列指着孙中山说：“诸君未见洪秀全。此人之头脑即与洪秀全同样矣。”孙中山亦指着尤列说：“你是游智开”。游智开是当时的广东巡抚，尤、游同音，所以孙中山出此谑语。转天，孙中山在路上又遇上尤列，于是邀尤列到威灵顿街杏宴楼西菜馆小叙。孙中山说：“昨日之言，幸暂守秘密。我前在檀香山邀教人造反，因民智尚未开通，无从着手，今幸相遇，便是同志，彼此次第斟酌进行可也。”尤列说：“既如此，我只望成事，谁居其功不计也。”从此二人交谊有如胶漆，常往来于广州、香港、澳门之间。

那么，杨鹤龄又是何许人也？

杨鹤龄（——年），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人。生于澳门。因为他与孙中山是同村，所以两人结识也教早。杨家在香港歌赋街8号开有杨耀记商号。杨鹤龄在店内独辟一室，是“四大寇”在此经常谈论革命的地方。年杨鹤龄加入同盟会，曾在香港《中国日报》社工作。年他在南京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后来退居澳门。

当时与“四大寇”经常在一起谈论革命和时事的还有陆皓东、郑士良革命志士。

陆皓东（——年），号中桂，字献香。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人。孙中山少年时代的好友。后来在上海任电报局翻译。他每次由上海到广州时，必经香港，目的是与“四大寇”在一起聚谈革命。年6月，他曾随孙中山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年初到香港协助孙中山联合辅仁文社，建立了兴中会总部。他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后来与孙中山筹划广州起义时，因事泄被捕，英勇就义。他被孙中山称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

郑士良（——年），原名振华，字安医，号弼臣。广东归善（今惠阳）人。早年加入三合会。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读书时，与孙中山同窗。年回乡行医期间，串联会党，做举事的准备，被推为三合会首领他与孙中山志向一致，给孙中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记：“当予肄业于广州博济医学校也，于同学中物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予一见则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并告以彼曾投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彼可为我罗致会党以听从指挥云。”后来，孙中山在日本与宫崎寅藏谈话时曾指出：“郑弼臣犹肄业广东医学校，时来加入四大寇之列，及交愈稔，始悉彼为三合会头目之一。于是赖以得知中国向来秘密结社者之内容，大得为予实行参考之资料。然予由谈论时代入于实行时代之动机，则受郑君所赐者甚多也。”由此可见，孙中山由谈论革命之时代到转入实行革命之时代，受到了郑士良的某些影响。同时也说明了孙中山是一位不埋没同志之功，而又非常谦虚之人。

对于革命事业，志同道合的人越多，革命成功的希望就越大。年，孙中山又结识了革命志士杨衢云、谢缵泰。对此，冯自由在《兴中会组织史》中记：“总理于将毕业医校之前一年（引者按：指年），更结交辅仁文社社员杨衢云、谢缵泰二人，相与志同道合，为他日扩大兴中会之张本。”

香港西医书院

年3月13日，辅仁文社在香港结志街百子里1号二楼成立。其主要成员有杨衢云、谢缵泰、陈芬、周超岳、黄国瑜、罗文玉、刘燕宾等人。该社的英文名称是：ChinesePatrioticMutualImprovementAssociation.(中华爱国互助促进会)《辅仁文社序》中指明了该社的社义：“六合以人为贵，而人之贵责明道也。道本无影无形，循乎道而事事悉归于正者曰理。是则理之不可须臾离也，明矣。人欲明道达理，必先内修心性，外尽伦常，而朋友乃五伦中之一；审是，友道其容缓乎？友道求则相与以成道者，友助其切切也。一曰扶危济困，异姓何殊同脉。二曰劝善归过，益不啻严师。三曰切磋琢磨，学识均能增益。能尽乎此则，声应气求，自当行乎道而应乎理焉。兹我同志七人，以为此社曰辅仁文社。但愿同心同德，有始有终，恪守社义，历久不渝其载，是为至要。”其社纲有六条：

1、磨砺人格，臻于至善。

2、不得沉溺于当世之恶习。

3、为未来中国青年做表率。

4、以多途增进中外文、武两种学识。

5、精通西学。

6、以爱国者自励，努力扫除吾国所遭之屈辱。

该社社长是杨衢云，有社员16人。对此，谢缵泰在《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回忆：“在我十六个朋友中，取得我的信任并且知道我的秘密的主要是杨衢云、陈芬、周超岳、黄国瑜、罗文玉和刘燕宾。对其余的都仍保守秘密。因为，当时公开鼓吹革命是太危险了，而且在香港这块殖民地到处是广州清政府的谍探人员。因此，我们时常偷偷在下述地点相合：中央大道平记轮船公司（刘燕宾在该行任船务主任秘书）、华商轮船公司（杨衢云在该公司任船务主任秘书）、胡干芝的干记船务行（他是新沙宣洋行的买办）和永胜街十一号我自己的家里。”杨衢云和谢缵泰是辅仁文社的核心人物。

杨衢云（——年），名飞鸿，字肇春，号衢云。以号行世。福建海澄（今龙海）人。生于香港。受过西方的文化教育。为人任侠好意。

谢缵泰（——年），字圣安，号康如。广东开平人。生于澳大利亚悉尼市。15岁随母亲到香港定居，入香港中央书院读书。日后，杨衢云、谢缵泰在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惠州起义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香港求学期间的孙中山，心系祖国命运，关心社会发展，利用课余时间撰写了《致郑藻如书》和《农功》两文，表现了孙中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境界。

年孙中山撰写的《致郑藻如书》，就做人、农业、禁烟、教育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在开篇中，孙中山说明了自己做人的准则、求学的经历，以及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维立身当推己以及人，行道贵由近而致远。某（引者按：指孙中山）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方今国家风气大开，此材当不沦落。”“某今年二十有四矣，生而贫，既不能学八股以博科名，又无力纳粟以登仕版，而得之于赋畀者；又不敢自弃于盛世。”

接着，孙中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今天下农桑之不振，鸦片之为害，亦已甚矣！远者无论矣，试观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农民只知斩伐，而不知种植，此安得其不胜用耶？蚕桑则向无闻焉。道在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此事实之欲试者一。

今夫鸦片，物非虫蛇，而为祸尤烈，举天下皆被其灾，此而不除，民奚以生？然而懦夫劣士，惯恋烟霞，虽禁令已申，犹不能一时折枪碎斗。此吾邑立会以劝戒，设局以助戒，当不容缓；推贵乡已获之效，仿沪上戒烟之规。此事实之欲试者二。

远观历代，横览九州，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实关教化。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否则反此。呜呼！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古之庠序无闻焉，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此所所谓弃天生之材而自安于弱，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必也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则智者不致失学而嬉，而愚者亦赖学以知理，不致流于颓悍；妇孺亦晓诗书。如是，则人才安得不盛，风俗安得不良，国家安得而不强哉！然则学校之设，遍周于一国则不易，而举之于一邑亦无难。先立一兴学之会，以总理其事。每户百家，设男女蒙馆个一所，其费随地筹之，不给则总会捐助。又于邑城设大学馆一所，选蒙馆聪颖子弟入之，其费通邑合筹。以吾富庶之众，筹此二款，当无难事。此事实之欲试者三。

孙中山向郑藻如提出的这三项建议，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实际问题。

郑藻如是广东省香山县濠头乡人，曾任清政府津海关道及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的大使。年病休回乡。孙中山希望通过《致郑藻如书》，并通过郑藻如的社会关系，达到使清政府采纳他提出的改良国政的有关三项建议的目的。

在年前后，孙中山撰写了《农功》一文，运用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知识，就如何发展我国的农业问题，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主张。因为我国在农学家在农业实践与农业理论方面均有建树。对此，孙中山指出：“三古农书不可考已，今所传者，如《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亦多精要。大抵文人学士博览所资，而犁云锄雨之俦，何能家喻而户晓？”当然，读书的前提是识字。因此，农民必须识字，否则，何谈将农业理论运用到农业实践中去呢？孙中山进而指出，我国在农业发展中要在农业管理与科学种田方面仿效西方先进国家的做法和经验：

泰西农政，皆设农部，总揽大纲。西人考察植物所必需者，曰磷，曰钙，曰钾。其尤妙者，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朝得一法，暮已遍行于民间；何国有良规，则互相仿效，必底于成而后已。民心之不明，以官牖之；民力之不足，以官辅之；民情之不便，以官除之。此所以千耦其耘，比户可封也。然而良法不可不行，佳种尤不可不拣。我国似宜专派户部侍郎一员，综理农事，参仿西法，以复古初。以农为经，以商为纬，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

我们由上可以看出，孙中山有关欲振兴中华，必先发展农业的早期改良国政的思想。

作者简介

葛培林，天津生人。经历：学生—农民—学生—教师—法官—公务员。在民革天津市委员会社会服务处处长岗位上退休。曾任和平区政协十一届至十三届委员、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天津市孙中山研究会秘书长、天津市和平区政协书画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天津市政协书画艺术研究会会员。

研究方向：孙中山、天津地方史、书法。

出版的个人专著有《孙中山先生晚年北上纪实》《年海内外悼念孙中山先生纪实》《孙中山与香港》《孙中山与天津》《老版本里的孙中山》《立宪领袖孙洪伊》《中国近代名人挽孙中山联汇考》《鸦片战争与天津史料编年》《清代状元王杰书法鉴赏》《学生书法入门》。

作为执行主编的书籍有《天津金街老字号》《老天津金融街》《明清天津进士名录》等15本。全国40多种刊物上发表孙中山研究和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文章余篇；参加海内外学术研讨会50余次。30多年来做孙中山专题讲座百余次。年，被评选为全国优秀读书家庭。年被评选为天津市优秀藏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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