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鑫多面朱熹
一
说实话，我以前一直不喜欢甚至有点讨厌朱熹。追根溯源，这种认识与心态的形成，我以为在很大程度上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中学时期有关。那时候，正赶上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朱熹作为“孔子第二”的儒家领袖、反动道学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其声讨之猛、攻击之烈，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一颗年轻的心灵，接触的全是从历史深处翻拣而出的关于朱熹的败德行径、反面渲染及不良影响，对他产生恶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早年形成的观点、产生的情感、打下的烙印是那样深刻，得需长时间地弥合与校正，才有可能走向客观、真实与全面。
一段时间，我曾有缘对朱熹的学说与思想进行过一番了解与研究，然后不得不发出一声“博大精深”的浩然长叹。其读书之多、著书之多、书中所涉问题之多前所罕见，我敢说，朱熹还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将抽象与思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构建了庞大知识结构与认识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著述、讲学长达四十多年之久，与武夷山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情缘。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曾题写道：“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武夷山之于朱熹，正如泰山之于孔子，既是他们的生命之源，也是他们学说的发祥之地；泰山、武夷山是两座自然的巍峨山峰，孔子、朱熹则是中国古文化的两座巍峨山峰。长期浸润在秀丽的山水之中，朱熹也会时不时地从他所构筑的理学天地中挣脱而出，将“非礼勿视”那一套东西抛诸脑后，恢复本真的天性与率性。站在长达二十华里的九曲溪畔，面对一碧如染的溪面，耳听潺潺流淌的水声，体味九曲十八弯的回环韵致，朱熹的生命也贯注了一股少有的灵动，创作激情与沸腾的血液在胸间一同鼓荡，清新隽永、轻盈跳跃的诗句不禁脱口而出：“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吟罢一曲吟二曲，曲曲写来，极尽山转水绕之奇妙，一直吟完九曲，朱熹才不得不意犹未尽地收煞。
可见这位朱老夫子，也有性情中人的一面呢！
其实，朱熹还有两首广为流传的短诗，一为《观书有感》，一名《春日》，却被我有意无意间遮掩在记忆的深处了——
《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天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语言平易，形象生动，色彩绚丽，清新活泼，情景交融……其中哪有半点酸腐的味道与学究的影子？！
年我从武夷山归来，当我再次打量、审视朱熹时，他的全身竟然透着一种或多或少令人喜爱的率性与活泼，面容露出了几抹微笑，目光有了几分慈善，雪白的胡须不再是威严的象征，也有了飘逸与潇洒的味道……
二
朱子理学博大而精深、理性而思辨，非三言两语所能道明，即使道明，也显得抽象而枯燥。然而，朱熹人生精华、伟大成就与显赫地位的落脚点，就在于他那兼收并蓄又卓然独创的朱子学说。
当孔子以增删、编订、整理经书为手段，将具有宗教性质的原始儒学改造为积极入世的世俗儒学后，又由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定于一尊。从此，儒学从诸子百家中一跃而成为一枝独秀的显学，占据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由原初的宗教儒学到孔子的世俗儒学，再到董仲舒的政治儒教，儒学发展停滞，故步自封，日益僵化。当佛教传入中国，盛行于隋唐后，儒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主导地位受到动摇，逐渐走向式微与衰落。理学又称道学，是儒学的继承与发展，是“儒学对佛教思想的挑战，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回应”。
所谓理学，是在宋代产生发展，以抽象性、思辨性的哲理来论证儒家伦理的学术思潮。理学萌芽于北宋时期，周敦颐融佛道于儒学，成为理学最初的创始人之一。只有当张载完成《正蒙》一书后，传统儒学这才真正称得上有力地回应了“佛教思想的挑战”。后起的二程，也就是程颢、程颐兄弟曾师从周敦颐，程颢撇开佛教中的信仰主义，尽可能地将其纳入儒学轨道，使得传统儒学发生变异，具有了哲学抽象的规范化与原则化成分。弟弟程颐继续兄长的探索，认为心就是性，性就是理，理就是道，形成了较为粗疏的天理论。
二程为河南洛阳人，他们的学说也称洛学，当时的影响，仅仅局限于中原一带。而朱熹诞生时，理学已在福建特别是闽北有了广阔的“市场”。这主要归功于一批过渡性人物的传播与弘扬，后人常常提及的闽学先驱主要有三人——福建将乐的杨时、沙县的罗从彦、延平的李侗。三人中最早携理学入闽的开创性人物为杨时，据说他在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学成辞归，老师出门相送，不禁说道：“吾道南矣。”杨时回到故乡收徒讲学，门生达千余之众，被后世誉为闽学鼻祖，罗从彦、朱松、刘勉之、李侗等人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朱熹正是站在这些前辈的肩膀上，以恢弘的气势、超拔的气概、包容的大度，构建了朱子学说，丰富、完善、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福建理学，即闽学。其实，与朱熹闽学多次论辩的陆九渊心学、张栻湖湘学以及吕祖谦的婺学等，都属理学流派，只是不同的分支罢了。
朱熹闽学不仅继承了二程洛学，对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潮也进行了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总结，集诸儒之大成，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创新，被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中称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
朱熹的闽学以传统儒学的伦理为本位，有效地吸收佛、道文化之优长，去除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思想文化不相吻合的宗教成分，将儒学道统体系化、儒家思想哲理化、儒家经学义理化、儒家学说大众化，融儒、道、佛三教于一体，构筑起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新儒家理论思想体系。
朱熹剔除佛道中的宗教成分，并不是真正地废除宗教。他反对宗教中的形式与仪式，反对宗教的社会化，却吸收了佛教与道教中的禁欲主义与虔诚精神，建立起一种以理学为核心标准的准宗教或新宗教。
朱熹学说博大而精深，除独特的哲学思想外，还有政治学、心性论、道德论、伦理学、美学观、历史观以及经济、文学、教育、自然科学思想等等。这些学说、思想、观点全部围绕“理—气—物—理”的哲学逻辑结构展开，比如具有理的性为“天命之性”，理与气相杂的性叫“气质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也即理与气的关系，构成了朱熹的心性论；理是没有“物欲”的“道心”，气是具有“物欲”的“人心”，由此形成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道德论；夏商周三代，天理流行，属王道政治，此后则“人欲横行”，谓霸道政治，王霸之辩构成了朱熹的历史观……
当朱熹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眼前时，他是一个伟大的巨人。
他悠游于山水之间隐居沉思，苦苦经营、构建自己的理学大厦。他的著作有《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通鉴纲目》等七十多部，四百六十多卷。朱子理学为传统儒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使得儒学在与佛、道的竞争中日渐占据上风，由衰疲的低谷回复到原先的主宰地位。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朱子学的创新，他那严谨的逻辑、深刻的理论及对认识论的发展，使得中国哲学的思辨水平及思维能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高度；朱熹经常运用的思维方式主要有义理思维、象数思维、辩证思维、整体思维、类推思维，对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理想人格、理想社会的追求，以道义为标准的价值取向及“中为贵”、“和为贵”的原则标准，积淀在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他排除宗教神学倡导人文精神，控制感情注重理性自觉，强调道德修养与道德自律，去私欲重责任，这些都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教育家的朱熹也是成就卓著，声名远播。
他授徒讲学，足迹遍及福建、江西、安徽、湖南、浙江等地，特别是留在庐山白鹿洞书院与长沙岳麓书院的坚毅身影与自信声音，仿佛穿越了漫漫时空，影响至今。无论外出讲学，还是为官从政；也不论走出多远，时间多久，朱熹最后总得归返武夷山，只有这里才是他真正的“大本营”。陶醉在绵延起伏的青山与碧波荡漾的绿水间，朱熹可以忘却一切荣辱，可以在沉思冥想中与自然融为一体，可以回归本真达到圆融无碍的天人合一，可以尽情地发挥、宣讲、传授自己的心得学说。
武夷山誉为道南理窟，实乃名不虚传。先于朱熹的闽北理学家在此点燃了薪火，经由朱熹的发展、完善，构建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完整体系。为使学说发扬光大，朱熹广收门徒，聚众授课，他在闽北的讲学基地主要有三处，按所建顺序，分别为建阳寒泉精舍、崇安武夷精舍及建阳考亭。朱熹一生创办书院二十七所，门生数千人，有姓名可考者五百一十一人，有著作问世者六十八人，仅武夷精舍培养的著名学者就有四十三人。正是这些门生的努力，使得朱子学传遍福建，成为名副其实的闽学，然后又由一门地域性学说上升为具有广泛性的显学，超越于其他所有学说之上，主宰中国思想、学术地位长达七百多年之久。
三
相比之下，作为朝廷官员的朱熹，则基本是失败的。
关于朱熹从政，据今人高令印考证，“朱熹任同安县主簿三年，知南康军二年，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九个月，知漳州一年，知潭州两个月，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四十日，累计方逾七年。”也有资料说他“仕于外者”不是七年，而是九年。当我核对有关资料后，发现这两年的误差出在同安县主簿之任上，有写三年，也有说任期五年的。不论从政的累计时间是九年还是七年，与他长达近五十年的从学经历相比较，显然是短而又短了。朱熹做学问给我的印象，大有一种游刃有余的潇洒。然而，他在为官从政时，则屡屡受挫。
朱熹十八岁贡于乡，十九岁中进士第，绍兴二十三年（）秋天赴泉州府同安县担任主簿时还只有二十三岁。南宋时期，土地集中、贫富分化十分严重，朝廷决心予以整顿，于是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正经界运动。所谓正经界，就是勘查田亩、丈量土地，扭转隐田漏税、赋税不均的社会弊端。同安的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而推行经界却在汀、漳、泉三州遭到了豪右势力的强烈反对。朱熹以区区同安主簿之职，不顾上司停罢经界的禁令，在县令陈元滂的支持下，自行清查版籍田税，多少收到了一定的实效。然而，随着全国各地正经界运动的由盛而衰、纷纷“中辍”，朱熹欲将经界推行到底的愿望不得不以落空或者说失败而告终。推行经界不成，亲眼目睹百姓苦难的朱熹，便上书减免赋税。上司没有半点反应，朱熹又将精力转向整顿吏治，结果更是触动了不少权贵的既得利益，遭到明里暗里的掣肘与反对。历经数年宦海沉浮，面对江河日下的南宋衰世，朱熹不得不仰天长叹，自甘退避深山。
此后几次为官，也是浮沉不已，或罢官遭贬，或主动离职，多则一年，少则一两个月。好在朱熹并不汲汲于事功，也就没有失职后的失落，而是重拾理学，以更加饱满的激情与力量，寻找另外的济世途径——通过理学良方救治衰疲的社会与颓败的世风。
然而，当朱熹将自己设计的一整套理想方案付诸实践与实施时，不禁陷入一种无法逃避的悲哀之中。
朱熹在福建同安县任主簿时，还兼有“学事”一职。同安地处偏远海滨，开发虽早，但文化教育一直较为落后，“民俗强悍，民风不醇”。当主簿工作受挫后，朱熹将主要精力几乎全部花在了县学教育上。他行使学事职权，修建尊经阁，藏书九百多卷；在大成殿后建教思堂，向县民士子灌输封建伦理纲常。为“使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各尽其道”，朱熹不辞劳苦，几乎走遍了同安县的山山水水。每到一地，都要“敦礼义，厚风俗”，不遗余力地“教化”民众，贯彻他的“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大教育口号。古同安县包括如今的厦门市、龙海市角尾镇及台湾金门县，就连当年孤悬海中的金门荒岛，朱熹也渡海登岛采风，“以礼导民”，建燕南书院，开创了金门岛“家弦户诵”之风。朱熹当年在同安题写的“同民安”匾额，“安乐村”题刻，“寒竹风松”、“战龙松”石刻，“灵源”、“太华岩”墨迹等，至今留存；一些关于朱熹的故事、传说及体现他具有先见之明的“朱文公谶”，也在民间广为流传；朱熹的形象仍受到当地民众的景仰。
朱熹在被誉为朱子学的开宗圣地同安所进行的坚毅努力，一方面使得这里的文化教育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呈现出“海滨邹鲁，文教昌明”的气象；另一方面，同安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是以朱熹理学为支撑的结果，也就是说，伴随着文明的兴盛与出现，朱熹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也深入人心，严重地毒害了广大百姓，妇女受害最深，摧残尤烈。受“朱子家礼”影响，“女子出门，必蔽其面”，遮面的花头巾美其名曰“文公兜”。据有关学者考证，闽南惠安女今日出门，仍披戴头巾，就是当年同安风俗在闽南地区的传播、影响与留存。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桎梏下，一个个鲜活而美丽的生命以自戕的方式，获取所谓的烈女、贞节、节孝之名，换来一块块冰凉冷漠的节孝匾及一座座死气沉沉的贞节坊。同安县在明、清两代的节妇多达一千一百五十多人，而这仅仅是载入《同安县志》的数字，没有进入县志视野的实际人数肯定更多。“理学杀人”，并非虚言。
三十七年后，年逾六旬、思想成熟的朱熹以理学大师的身份又一次来到闽南，出任漳州知事。他采取正经界、蠲横赋、敦风俗、播儒教等措施在漳州地区开展全面变革，以图“振民革弊”。一年任期内，朱熹只在整顿学校、吏治与民风上取得了一点成功，其他方面乏善可陈。他创建紫阳书院，出版《四书集注》，提出“身修家齐，风俗严整，人心和平，万物顺治，隆及后世”的办学方针，对当地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朱熹理学也在闽南迅速传播，并扎下根来。正因创办推行教化的紫阳书院，此后才在漳州、同安有了朱熹“紫阳过化”之说。
自朱熹在同安、漳州“过化”之后，属闽南文化圈的厦门、泉州、漳州三地的理学形成了一股风起云涌的思潮，大兴孔庙，尊孔读经，以朱熹理学为社会、人生准则，严重束缚了当地民众的生命活力与创造能量。生于泉州的明代哲学家、思想家李贽就因为受不了理学之风的压抑与摧残，不得不远走他乡，隐居湖北红安、麻城。叶落归根，是广大民众无法化解的一种内在情结，而年迈的李贽正好相反，只要一提回乡，他的心头就会生出无限反感乃至仇恨，矛头直指故乡盛行的僵化儒教与吃人理学。
在研究福建地域文化时我发现，鸦片战争后，同属福建的厦门与福州作为东南沿海五口通商的其中两个口岸，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近代福州涌现出林则徐、严复、沈葆桢、林纾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伟人、巨人与名人，而同样得风气之先的厦门却严重缺席，一个也没有。究其根源，应该说与朱熹不无关联，正是他在闽南地区如火如荼推行的封建理学，长期以来似一道无形的枷锁，压抑了当地民众的锋芒与激情，束缚了他们的思想与个性，禁锢了他们的创造与活力。
四
朱熹为官，断断续续不过七年（或九年），将理学思想付诸社会实践的范围与影响毕竟有限，所带来的悲哀还只是一种小悲哀。当统治者将朱子理学上升为封建社会的最高准则，凌驾于广大民众之上时，则给中华大地带来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形成了长达七百多年的民族大悲哀。
朱熹生前，理学并不见容于朝廷，朱熹本人也迭逢厄运，屡受打击。在因政治之争而带来的党禁与学禁中，理学常以“伪学”之名屡遭禁止。朱熹死前四年，因担任皇帝侍讲时卷入政治纷争，他遭遇了平生最大的一次风浪与险恶。先是叶翥上书皇帝，说朱熹是伪学之魁，建议将道学家的书籍尽行销毁。然后，监察御史沈继祖又站出来指控朱熹十大罪状，说他不给母亲好米吃，是“不孝其亲”；引诱尼姑二人为宠妾，是不修其身；还找出一些其他的证据，说他“玩侮朝廷”、“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犯有如此大恶之人，自然是不杀不足以谢天下，“乞斩熹”也就是一项顺理成章的要求了。
沈继祖所列罪证，有的纯属诬陷，早年的朱熹就在《孝经》上写过“不若是，非人也”的语句，父亲早死，他的生活教育全靠寡母，对母亲也就格外孝敬。朱熹一生时间多用于讲学，生活收入主要依靠经营刻书售书，手头拮据无法让母亲吃上好米，这种情况不可能没有，但以此为据说他“不孝其亲”，就有点小题大作甚至冤哉枉哉了；而“不敬于君”、“不忠于国”之类的词语，明眼人一看就知是在不择手段，无限上纲；所有罪状中，最值得抨击的就是引诱两名尼姑之事。在一妻多妾的封建社会，纳妾也属正常，朱熹夫人早逝，作为一个有着正常生理欲望的男人，与女人相处也不为过，只是这种行为与他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自相矛盾，最关键的是不该弄错对象，去找什么尼姑。
朱熹虽然只当过四十天的经筵侍讲，但他毕竟是新皇的老师，自然不会治他的死罪。但是，宁宗还是将朱熹“伪学”打成“逆党”，共有大小五十九名官员受到牵连，列入《伪学逆党籍》中。宁宗还诏令以朱熹为首的道学伪徒“改视回听”，否则“必罚无赦”。一时间，弄得朱熹门生故旧人人自危，不少人路过其门，也害怕得不敢入内。直到朱熹死时，被斥为“伪学”的理学仍未解禁。
从小就立志做一位“圣人”的朱熹，虽在生前没有看到自己的无上显赫与尊荣，但对自己的学说及未来，似乎充满了一股强烈的自信。“非徒有望于今日，而又将有望于后来也”。朱熹寄希望于“后来”的预言，在他死后九年就开始逐渐变为现实，那些荣耀与光环接二连三地蜂拥而来，甚至超过了他的期望与想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要想达到国家一统、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目的，就必须禁锢自由、统一思想，朱熹理学正好迎合了专制统治者的心态，并与专制集权的历史传统、现实土壤十分吻合。随着统治者的推波助澜，朱熹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尊崇地位，闽学由一个地域性学派跃升为统治者的精神支柱，多次遭禁的理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朱子学成为凌驾于一切学问、理论、流派之上的统一思想。
汉代定儒家于一尊，贬抑诸子百家，传统思想受到了严重束缚；而理学只是儒学的一个流派，朱子学又是理学中的一个分支；可以想见的是，当作为儒学流派之一的又一个分支的朱子理学上升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之时，会给华夏民族造成怎样的束缚、狭隘与短视！束缚越来越紧，道路越走越窄，识见越来越短，思想、学术、理论全给规范在朱子理学的唯一封闭通道内，其《四书集注》等成为形销骨立的科举学子奉行的圭臬，道德的绝对化走向了人性的反面，整个民族的生命本能、创造活力、昂扬激情给损耗、消磨于无形之中，人心麻木，社会停滞，民族积弱，七百多年的漫长时光也因此而变得凝固、喑哑与黑暗。
在民族的记忆深处，理学家是那样的愚昧、迂腐、残忍，“理学杀人”的毒害与惨祸是那样剧烈，道学成了虚伪、空谈、古板、矫饰、顽冥、乖戾的代名词，一句“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的话语，道出了数百年来广大民众在理学阴影笼罩下不得不承受的辛酸、悲哀、痛苦与无奈。因此，当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自戊戌变法特别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都对封建理学予以悲愤的控诉与猛烈的抨击。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朱熹的光环逐渐消失；到了“文革”时期的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朱熹，朱子学被视为反动的吃人哲学，朱熹的声誉几乎跌至零点，特别是在“法家爱国，儒家卖国”的评价准则下，朱熹由大圣人一变而为投降派、卖国贼，成为民族的罪人。
平心而论，朱熹既不是笼罩着神圣光环的圣人，自然也不是罪人；“理学杀人”对民族的戕害，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朱熹思想、学说、理论的利用，不能将理学所带来的一切罪过堆砌在朱熹一人头上；就哲学思想、学术成就及授徒讲学、传播文化而言，朱熹是一个成功的哲学家、教育家，算得上一位历史伟人；随着社会的发展，朱熹理学不可避免地与现代社会产生一些矛盾与冲突，如重义轻利价值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社会本位与个性自由的矛盾，修身养性与建功立业的矛盾，人治思想与法制建设的冲突，崇古意识与开拓精神的冲突，专制思想与现代民主的冲突……这些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矛盾与冲突，都是我们应该肃清的消极因素与负面影响。同时也应该看到，朱熹及其理学也积淀着不少可资弘扬的思想精华，如刻苦精进、自强不息、崇尚气节的人格，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气度，克己奉公、道德自律的精神等等，都是民族的宝贵财富。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longhaishizx.com/lhsxw/1298.html
- 没有推荐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
